AI（人工智能）浪潮席卷全球，韩国凭借存储芯片与HBM（高带宽内存）产业卡位风口，迎来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。代表性企业业绩狂飙，但也带来了利润分配的社会问题。
SK海力士员工坐拥天价奖金，掀起狂欢浪潮，在利川的烤肉店里推杯换盏，甚至还把公司周边的房价推上历史新高；而三星劳资矛盾彻底激化，最新一轮时长17个小时的谈判破裂，大规模罢工箭在弦上。
当此“冰火两重天”之际，韩国总统府政策室长金容范抛出“国民分红”构想，主张将AI产业带来的“超额利润”以结构化方式返还给全体国民。
一场围绕AI产业红利的分配博弈就此展开，不仅韩国社会存在对财富分配的集体焦虑，美国和欧洲同样在争论这个AI时代的新命题：AI产业创造的巨大财富，如何在资本、劳动者与社会之间重新分配？
金容范之所以抛出“国民分红”方案，是因为他认为，当前三星和SK海力士获得的持续超额利润，并不属于普通意义上的“正常利润”，而是AI时代“技术垄断经济”下的结构性租金，而这将导致收入与财富两极化加剧。
AI产业的高歌猛进，的确呈现出和传统产业不同的特点，比如，颠覆式的创新、爆炸式的增长。但是总的来说，它并没有脱离市场经济规则下的产业规律，本质上仍然是企业家精神和市场竞争的产物，是市场供需与技术迭代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比如，HBM不是地下冒出来的，而是SK海力士2014年与AMD（超威半导体）联合开发的全球首款产品，该公司通过持续十年技术迭代才锁定了HBM领域的全球霸主地位。2026年第一季度，SK海力士营业利润率高达72%，这一高额利润很难说是所谓的结构性租金，因为它是企业在充分竞争、持续技术迭代的全球市场上拼搏得来的。股东熬过股价低谷坚守投资，企业承担行业周期波动带来的巨大风险，才有如今的红利爆发。这不是天上掉馅饼，而是市场机制对创新者的回报。
身在这样的暴利行业，当然可能“鸡犬升天”，享受到令人羡慕的“赛道红利”。比如，SK海力士2025年的人均奖金约合人民币66万~69万元，2026年，这一数字更有望飙升至约合人民币320万元。看起来拉大了贫富差距，但从市场公平角度来看，其中的分配机制有其合理性，即将员工利益与公司长期价值深度绑定，遵循市场竞争法则。
实际上，三星员工2025年的平均年薪，也比上一年增长近20%，但在公司利润大涨之下，劳方不满绩效奖金制度，从而引发了罢工危机。
这样的红利分配之争，是在市场经济框架内进行的正常博弈。政府通过企业税收和个人所得税等方式，已经进行了收入调节和二次财富分配，如果再下场收割企业超额利润，性质就变了，它意味着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破坏。
众所周知，半导体本就是重投入、长周期、高风险的行业。“国民分红”更像是杀鸡取卵，可能会制造社会的短期福利幻觉，但带来的结果，必然是扼杀企业创新热情，增加资本避险情绪，种下产业衰退祸根。
所以，韩国改革新党党首李俊锡忧心忡忡地说，在AI景气浪潮中，美国各州为了吸引企业，都在争先恐后地展开减税竞争，而韩国政府“只是在盘算如何继续往‘三星驴子’和‘海力士驴子’身上加更多负担”。这番话言之有理，发人深省。
创新与风险对价，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契约。亚当·斯密说过，利润是承担风险的报酬。熊彼特则指出，创新利润本质上是企业家成功实施“创造性破坏”、实现生产要素新组合的报酬。AI时代的分配契约，也不能脱离这样的市场法则，即创新者承担的风险应获得相应回报。尊重风险收益匹配机制，就是对创新最有力的制度背书。
其实，韩国经济的问题不在AI产业本身，而是财阀垄断下经济的结构性问题。当下，SK海力士和三星两大巨头合计占到韩国股市总市值的半壁江山，与韩国经济深度绑定。这可能是金容范真正忧虑的地方。
但其他一些经济体没有这样的忧虑。比如中国，在新一轮科技变革背景下，AI产业的发展不是太多，而是太少，不是太快，而是太慢。科技创造财富，市场定义规则，分配公平需要兼顾，却不能以扼杀企业创新为代价。这是我们需要坚守的市场经济法则。
在全球范围而言，当下真正的症结或许在于，AI产业自身狂飙突进、红利高度集中，但AI赋能千行百业的进度明显滞后。红利大多沉淀在芯片、算力等上游产业以及头部科技巨头圈层，尚未深度传导至实体经济、传统行业与中小微企业，产业间收益分化明显。
如何让多数产业共享AI技术迭代带来的效率提升、成本优化和利润增长？在很大程度上，这些问题也需要市场机制和时间来解决，而非靠行政手段“切蛋糕”。违背市场规律去瓜分超额利润，只会激励寻租而非创新，让本可到来的赋能红利更加遥遥无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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